其中，区别两种不同意义的规律的理论是最具启发性的。

随着万物数字化和一切皆可计算的技术发展，人们逐渐摆脱对经验和理性的依赖，开始对计算抱有更多的信任，甚至包括道德和情感的计算，这就形成了可视化的社会生态。三、数字法学的底层逻辑与体系构架 毋庸置疑，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对人类的进步意义都十分巨大，但它们乃是在上帝的先天给定范围内，拓展了人类的活动能力和生活品质。

在《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以及《区块链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等各类行政法规、规章和行业规范的制定过程中，反映着头部企业、技术公司、政府部门、行业组织、消费者等各方利益的诉求平衡。但外卖骑手并非个案，而是一种类现象，平等、自由、公正和民主原则都将遭遇重大挑战和贬损危险。三是算法决策的科学性，即避免算法设计中某种简化和误差可能带来的原罪，防止算法错误和算法风险。而比较好的方案则是，由授课老师在法律专业主线上进行交叉研究，如网络空间治理、平台治理、数据治理、算法治理、区块链治理等等，然后再把其中已经融合好的跨专业知识和理论传授给学生去消化吸收，从而实现从课程交叉到知识融合的教育升级。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社会自主性、人性尊严受到严重的数字化侵蚀，也会使相当一部分人群被排斥在数字社会外，沦落为数字遗民和数字难民，严重侵蚀弱势群体的生存权和发展权。

（一）定义与名称 在本文看来，新文科、新法科都是信息革命的必然要求，都是数字时代发展规律的理论反应。（3）对数字逻辑的体系化建构。(107)参见[英]安德鲁·冯·赫尔希：《法益概念与损害原则》，樊文译，载陈兴良主编：《刑事法评论》(第24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87-188页。

这样的单个行为就是累积危险行为。(102)参见彭文华：《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疑难问题研究》，《法商研究》2015年第3期，第133页。(51)换言之，单就行为人的行为而言，它并无法益侵害性，行为人之所以被处以刑罚，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要为其他人的不法行为负责。然而，如果我们进行深度思考，则会发现社会秩序的存在其实只是所有人遵守刑法规范并以实际行动承认他人权益的附随结果。

如前所述，集体法益是个人人格自由发展的社会性条件。我们禁止单次的破坏环境行为，是因为其本身对环境法益具有抽象危险，当其被普遍实施时，极有可能就会导致集体法益丧失功能。

(57)因此，虽然对于集体法益来说，累积危险量高的行为与累积危险量低的行为都是累积危险行为，但是，将一些累积危险量低的累积危险行为排除出刑法的规制范围，既是防止对集体法益过度保护的必然选择，也是保障个人权利的必然选择。这是笔者今后的重要研究课题。其三，合法的人工繁育产品更具有经济效益，以打击黑市价格。总之，反对观点对在原则上只有累积危险行为被普遍实施，才会侵害集体法益的观点的批判都经不起理论检验。

(50)参见[德]约尔格·艾泽勒：《抽象危险型犯罪的立法缘由和界限》，蔡桂生译，《法治社会》2019年第4期，第115页。(109) 虽然规范论者以刑法对集体法益的扩张保护已经偏离了法益论的初衷为由，试图在根本上动摇法益论的做法难以实现，但是，他们从侧面提醒了我们充分认识在理论上厘清集体法益的刑法保护原理的重要意义。(61) 综上所述，刑法若要保护集体法益，原则上就应当禁止对集体法益造成真正威胁的累积危险行为，但是，出于人权保障的考虑，又应当对累积危险行为的范围进行一定限制。多人在深夜的街头同时吹口哨，并发展成为噪声污染而需要法律介入，这实在令人难以想象。

(52)比如，法律在对污染环境者进行处罚时，他人实施相同的行为只是污染者实施污染行为的背景，污染者之所以会被处以刑罚，是因为其实施的行为属于若大量被实施，便会对集体法益产生累积性危险的行为。(53)第二，反对观点认为，处罚累积危险行为会违反罪责自负原则。

②目前，在理论上，经常与集体法益概念在同一意义上被使用的概念还有整体法益、超个人法益、公共法益、社会法益、抽象法益等，本文统一使用集体法益这一称谓。劳东燕：《价值判断与刑法解释：对陆勇案的刑法困境与出路的思考》，载《清华法律评论》编委会编：《清华法律评论》(第9卷第1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44页。

既然与个人法益一样，集体法益也属于法益的子类型，那么，我们对一项事物是否为适格的集体法益的判断则必须结合法益概念的基本要件。通常而言，假冒注册商标，非法经营数额在5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在3万元以上的，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销售金额在5万元以上的，才会达到入罪标准。(21)就有关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包括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与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而言，虽然这些犯罪行为的后果是社会秩序的紊乱，但是，实质上它们并非都侵犯了集体法益。⑨参见[美]乔尔·范伯格：《刑法的道德界限——对他人的损害》(第一卷)，方泉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257页。因为这些抽象事物都比较模糊，所以人们不得不通过所谓的还原论来适度地限缩刑罚范围。换言之，法律若要保护一个集体法益，它就必须清楚地知道应当如何描述损害集体法益的具体行为，而且它能够禁止的也仅是那样的行为。

(一)对集体法益的反向排除 根据法益论的基本原理，真正的法益虽不需要具有外在的具体现实性，但必须是对人类社会生活具有重要价值的可被损害的现实存在。那时，学生的学籍信息尚未被联网，考生并非通过网络渠道获知自己的录取信息，而是要在拿到录取通知书之后，才能得知录取信息。

(42)参见[德]洛塔尔·库伦：《环境刑法——新教义学的探索》，胡敏慧译，载方小敏主编：《中德法学论坛》(第16辑下卷)，法律出版社2019年版，第114页。(22)参见张明楷：《刑法学》(第6版)，法律出版社2021年版，第948页。

对于个人法益的刑法保护而言，由于对个人法益是否受到侵害的判断以及对禁止行为的确定都是比较明确的，所以，刑法设立规范来保护个人法益是相对容易的。这两种论证思路都存在问题，因为这两种论证思路会造成这样的结果，即个人并非仅因为自己的行为而受到处罚，其还要因他人的行为而承担刑事责任。

该法第60条明确规定，国家加强对外来物种入侵的防范和应对，保护生物多样性。然而，根据一般的生活经验而进行的感官上的概括往往并不准确，事物具备以上特征并不意味着就可以被称为集体法益。对集体法益造成实害并不意味着要使整体的生态系统或国家行政等制度遭受损害。在某种程度上，所有的法律都在探求发展人格所需要的外在条件，并且为保障能够促成该外在条件，必要时也创造条件。

我们不能因为难以解决这个问题，就通过文字转换技术，将公共安全理解为不特定多数人的法益，继而创造出一个没有必要的集体法益概念来扩张刑事处罚的范围。(96)参见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7)内08刑再1号。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现实中确实存在可直接对环境整体或某个社会制度造成毁灭性损害的单一行为，但通常很难发生这样的行为。因此，对于刑法通过禁止私人收购粮食行为所保护的法益来说，王力军的行为并非危险行为，该行为即使具有累积性，也不具有危险性。

1.集体法益犯罪立法的目的正当性控制 首先，关于集体法益犯罪的立法应以保护重要的社会制度法益与环境法益为主要目的。(65)参见张明楷：《增设新罪的观念——对积极刑法观的支持》，《现代法学》2020年第5期，第151-152页。

(54)择一因果关系的场合是指，两个以上的行为分别都能导致危害结果的发生，在各行为人没有意思联络的情况下，行为竞合在一起导致了同一危害结果的发生。行为人伪造货币的总面额在二千元以上或者币量在二百张(枚)以上的，或明知是假币而持有、使用，总面额在四千元以上的，其行为才要被追究刑事责任。从表面上看，该还原论把所有的集体法益都解释为，集体法益与个人法益相关联，以其中的个人法益是否受到侵害作为判断行为应否入罪的标准，从而实现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只要我们能够保证行为人的行为同时具有危险性与累积性，刑法对行为人的处罚就是合理的。

目前，学界对集体法益范围的界定非常宽泛，例如，公共安全、管理秩序、社会安宁、公众健康⑥以及经济制度、生态环境⑦等都被视为社会公众所共享的集体法益。(101)参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7)粤03刑终1098号。

(41)参见张志钢：《论累积犯的法理——以污染环境罪为中心》，《环球法律评论》2017年第2期，第164页。一方面，自然环境是人类的生存空间，人类通过自身的活动将社会系统与自然系统相连接而形成复合的生态系统，即人类社会生态系统。

因此，刑法在保护社会秩序的表象之下，既有可能是在保护集体法益，也有可能是在保护个人法益。②在现代社会中，国家不仅需要保护公民的个人法益，而且也应当对某些重大的集体法益进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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